在社会信任基础脆弱，而各方利益博弈日渐强化的背景下，越是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标准，越容易被公众怀疑有什么猫腻，而公开则是消除怀疑的唯一途径。
“速冻三杰”思念、三全、湾仔码头全数沦陷，让公众知道了一个艳丽却危险的名字：金黄色葡萄球菌。一时间，这个被媒体昵称为“金葡菌”的微生物，在公众心中引起一阵骚动。
而就在“速冻三杰”忙于下架之际，事情却出现戏剧性转机——速冻食品安全“新国标”出台，老国标中规定“不得检出”的金葡菌，改为“限量检出”，正在下架的不合格的产品，在新国标下均为合格。
继生鲜乳新国标之后，速冻食品新国标再次出现“倒退”，自然引发公众质疑。而专家则解释称，金葡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包括速冻食品的原料中，老国标规定“不得检出”，其实并不现实。而新国标所规定的限量符合国际标准，可以确保安全。依照惯例，这样的解释自然不被公众接受，出面解释的专家也再次被指是被利益集团收买的“砖家”、“叫兽”。
查证相关资料，“国际食品微生物规格委员会”并没有专门针对速冻食品的微生物检测标准，可以参照的鱼、肉等冷冻食品，则大多规定金葡菌的“可接受（ｍ）”值为100CFU／克，“不可接受（M）”值为10000CFU/克，恰与“新国标”的规定相同。以此作为参照，新国标确实可称“与国际接轨”。但在同样的资料来源中，美、英、南非、新西兰等大多数国家的同类“国标”中，m值大多为100，但M值大多低于1000，没有一国达到中国新国标采用的，亦即“国际食品微生物规格委员会”规定的上限10000。可见，“国际标准”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宽泛标准，而各国在制定其“国标”时，则为了确保安全而收窄了可检出的范围。至于中国的新国标从老国标的不得检出，一步放宽到国际标准的上限10000，究竟是因为中国人的肠胃格外皮实，还是中国企业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一标准，新国标的起草者或相关专家，都没有给出解释。
而这恰恰是各类标准制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通病。一般而言，标准制定确实是专业性极强的专门工作，公众未必具备足够的参与能力。但现代大生产环境下，标准就是规则，而规则往往能够左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。因此，标准的制定并非单纯的科学论证过程，却必然伴随着各方力量的博弈。这就要求标准制定应该成为一个公开的，在百姓监督、参与下的开放过程。尤其是在社会信任基础脆弱，而各方利益博弈日渐强化的背景下，越是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标准，越容易被公众怀疑有什么猫腻，而公开则是消除怀疑的唯一途径。
譬如，速冻食品新国标的金葡菌限量M值确定为10000CFU/克，虽然符合“国际标准”，却没有采纳各国通用的更严格标准，明显有利于企业放宽控制、降低成本，而不利于消费者的健康。确定这样的标准，究竟经过了怎样的讨论、博弈？是不是有企业意志参与其中，又可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都是公众迫切了解的“内幕”，也决定了公众对新国标是否持支持、接受的态度。反之，如果把整个新国标的讨论过程，透过媒体、网络呈现在公众面前，公众未必都能听懂，但专家或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公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，却可以被公众所了解，其最终得出的结果，自然也就容易被公众所接受。
产品质量标准，只是社会规则的一部分，其他如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，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。规则的制定权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权利，让公众有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规则的制定，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。在很大程度上，给公众多少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，公众就对规则有多少认同。
（来源：北京青年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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